分周到。

“妈妈，你太累了，”她女儿总是说，“我要你和我回家，找医生好好治疗。”但尼古拉斯太太抗议说她不能撇下我，她答应了我母亲。

“劳拉没有亲戚吗？”

“劳拉没有亲戚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”

“那我们必须和官方联络，”她女儿坚决地说，“他们会负责的。”

“我答应了劳拉的母亲，怎么能不管她？”尼古拉斯太太痛苦地握住双手。

她女儿叹口气说：“好吧，妈妈，劳拉和我们一起回家。”

尼古拉斯太太的女婿是个律师，他正式出面和官方办理我寄留在他们家的手续。1945年冬天，我离开迪灵顿街，当时不知道自己从此不再回去了。

因为一直在迪灵顿街和邻居的孩子瞎混，所以住进克莱夫律师那有草坪、有树篱的可爱的郊区房子时，心中有点儿不安。我是在水泥砌的丛林里长大的，好像我被送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我和克莱夫的两个女儿住一个房间，尼古拉斯太太自己住一间。医生说她的心脏不好，必须休息和安静。

我经常站在尼古拉斯太太床边，默默祈祷，祝她平安。她是我唯一的朋友，没有她我该怎么办？

我感觉到克莱夫太太并不真正想收留我，她把母亲的生病都怪罪于我，虽然她嘴上从来没说，但我心里明白。圣诞节她为两个女儿添新衣服时，也为我添了一件，我对能扔掉那些小衣服感激不尽。

吃午饭时，虽然克莱夫一家对我很客气，但我总觉得自己像个外人，不属于他们。我坐在丰盛的佳肴前，心中却想念我熟悉的迪灵顿街。

虽然我试着不去想母亲，也不让自己承认思念她，但是我怀念旧居，有一大部分也是思念母亲。我今日的处境，我认为应由母亲负责。

那年我12岁生日时，克莱夫太太为我烤了一个蛋糕，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生日蛋糕。

克莱夫的女儿要我许愿。我闭上眼，认真地许愿，希望母亲早日获得自由，然后吹熄蜡烛。女孩子们拍着双手，向我保证说我许的愿会实现。

8月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那天，尼古拉斯太太很难过，因为她儿子在战争开始时为国殉职了。几天后，克莱夫太太告诉我，我母亲生病了，要带我到监狱医院看她。当时我不知道，我所以获准去探视，是因为母亲病危。

监狱医院里什么都是灰色的，墙壁、床铺，还有一张张肃穆的脸。

我母亲的脸色最难看。起先我找不到母亲，她的床被一扇门挡住了。后来我看见母亲时，被她的苍白脸色吓坏了。她皮肤的奶油色消失不见了，眼里也没了往日的光彩，她那一头耀眼的红发失去了光泽。我吓呆了。

她茫然地看着我，半天才把我认出来。

“劳拉？”她无力地说。

她向我伸出双臂，但是我却退了一步，心里想到的是那天她打我的情形，耳朵里又听见她命令我出去的声音。

突然，我明白了以前没有领悟到的事情，母亲一直以她唯一懂得的方式在保护我。

“妈妈！”我哭着扑过去，投进母亲怀中，“我对不起你。”

“没关系，劳拉，别哭，”母亲抚摩着我的脸，“让我看看你，啊，你真漂亮。”她的手放在我的头发上，“尼古拉斯太太好吗？”

“她生病了，妈妈，她一直躺在床上，医生说是心脏病。”

“哦。”母亲叹口气，眼睛闭起来。

我拉着她的手，生怕母亲睡着，“妈妈，我要回家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”我要我们母女俩过以前的日子，我们母女应该相聚在一起。

母亲睁开眼睛，视线落在我身后的地方，说：“也许很快。”

女看守走了过来，说：“时间到了，你得走了。”

母亲搂着我，耳语说：“劳拉，做个好女孩，好好长大。”

在病房门口，我转过身挥挥手，我看到可怜的母亲正在努力想要坐起来。

我们母女被分在两边，我在阳光下，站在生命的门槛上；而我29岁的母亲，站在阴暗无光的那边，夜幕正向她逐渐遮过去。

我很想跑回去，告诉她我爱她，我一直爱她，会永远爱她，但是看守不让，叫克莱夫太太赶快把我拉走。

我没有机会告诉母亲我是多么爱她。三天之后，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。

我只有在记忆中回到迪灵顿街。我每次回忆当时的情形心里就一阵痛楚：我蜷缩在楼梯上，警察从我们房间里出来，正在商量往哪个方向追捕凶手时，指示他们上屋顶的是我。